牛與臺灣先民的生活關係
類別 : 豬
由 Anonymous 發佈於 2004/5/13
牛與臺灣先民的生活關係
李光復
一、 牛與原住民的生活
牛的使用不僅僅是平地漢人的專利，無論是住在平地或山地的番人，其日常生活大事也都與牛習習相關。在清朝滿州六十七居魯所著的「番社采風圖考」當中即對此一情形有所記載，其「服牛」一段載道：「臺郡內山深篠密箐中產野牛。番會社眾，以長竿繫繩為圈，合圍束其頸。牛曳繩怒奔，則縱其所往，伺其力盡，繩勢稍緩，徐徐收繫於木；餓之，漸進草食。俟馴習，然後服而用之。」(2)關於誘補野牛的方式，在臺灣府志(1)中所載，漢人是用圍籬柵攔，來驅趕野牛入攔圈飼。在康熙時代黃叔璥的「臺海使槎錄」載道：「臺灣野牛，千百成群。欲取之，先置木城四面，一面為門，驅之急，則皆入，入即扁閉而饑餓之，然後徐施羈靮，豢以芻豆，與家牛無異矣。」而番人可能因地形環境所使然，山中樹多林密，故以「長竿繫繩為圈，合圍束其頸」的方式來捉牛。同樣是先使牛饑餓，但番人使牛馴習為所用的方式為「繫牧」，並僅供以草食，與漢人不同。事實上，在山林野外，如何誘補桀驁不馴的野牛，卻須有因地制宜的方法。恒春分所放牛的牧區多為山坡地，且樹林遍佈，時至今日，牧牛人在不想勞師動眾、驚動整個牛群的情況下，而欲誘補特定對象的牛隻，如受傷或生病的牛，還沿用此一古老方式。牧牛的技工會在該牛經常出入的林道中，用繩索做好陷井(可活動收緊的繩圈)，掛於牛路兩旁的樹枝上，待目標牛行經該處時，即收緊圈套「束其頸項」，長繩藉樹幹轉折緩衝，然後慢慢「收繫於木」。唯恐牛隻遭勒斃及牛角傷人，通常另以繩索自牛角繞牛嘴形成一套籠，該繩再繫於樹，必要時，再加一條繫腳繩，以便於醫治該牛。至於依照文中所述「以長竿繫繩為圈，合圍束其頸」的捉牛方法，牧場現今仍有使用。在小牛生下之後的一、兩天內，工作人員會帶著耳號剪、吊磅等工具前往牛攔，管理牛群的技工先找出小牛所在處，然後攜帶長竹竿、長繩索(棉繩或瓊麻繩)與一名同仁先進入牛攔內，「以長竿繫繩為圈」-圈在竿頭、繩端在手握竿處，靜靜地接近小牛(以免打草驚牛)，乘其不備，迅速地套牛束頸，一人拉引小牛，一人則手持長竿捍護人員安全，此時尚不能稱手到擒來。因小牛勢必反抗驚叫，引起母牛的保護行為。有的母牛可能棄子而去，於牛攔的另一端觀望(因人比牛還惡)；母性好的母牛，如果性情又溫馴，就亦步亦趨地跟著小牛走；母性強烈者就很可能要找人了。待人、牛均安全出牛攔，替小牛剪好耳號、磅好體重等處理後，小牛放回牛攔，方才大功告成！牧場技工所用的套繩方法與早期番人所用者是否相同，不得而知，相信亦無從考起。
在「遊車」這一段記載：「番無年歲，無辨四時，以刺桐花開為一度。每當花紅草綠之時，整潔牛車；番女梳洗，盛妝飾，登車往鄰社遊觀，麻達執鞭為之驅。途中親戚相遇，擲果為戲。若行人有目送之而稱其豔冶者，則男女均悅以為快。」可見牛車已是當時番人出門代步的主要交通工具了，與漢人無異。至於漢人之乘車出遊的情景又是如何呢？「裨海紀遊」如此描述：「文武各官乘官輿，自正印以外，出入皆騎黃犢，市中挽用百物及民間男婦遠適者皆用犢車。」(1)看來漢人之乘牛車出遊倒不如番人之來的有趣。
二、 牛與番人之教化工作
荷蘭人佔領臺灣，其主要目的雖是想將臺灣當作東洋貿易的根據地，但開拓臺灣內部的「番地」，積極從事生產事業卻也不曾忽略。荷蘭人在施行番人教化設施之同時大力計畫給安排工作之方法，其首先著手的即是畜牧方面。當時臺灣「土番」原來所飼養的牛馬半頭也沒有，為作普遍耕作的打算，東印度公司以無息的貸款方式，貸給牧師克拉維爾四千里爾(Real)，克拉維爾以此貸款購得牛隻一百二十一頭，交給他的教區-蕭隴村的村民豢養(1)。臺灣府志（據臺灣省通志：為余文儀所纂之續修臺灣府志）曾引用陳少崖外記（據臺灣省通志：陳小佳外紀）稱：「荷蘭時，南北二路設牛頭司，放牧生息，千百成群。犢大設攔擒繫之。牡則俟其饑餒，乃漸飼以水草，稍馴狎，閹其外腎令壯，以耕以輓，牸者縱之孳生。」即是記述當時牧養的情形(1)。
三、 關於牛之取締舊慣（3）
在臺灣，農耕上的主要畜力為牛，牛對農民、乃至國家糧食生產有著極大的貢獻，故自古以來關於牛之取締乃採最嚴格之厲行。依據大清律令所載：「宰殺牛馬律－宰殺耕牛及販賣與宰殺之人者，初犯則均枷號二月，杖打一百板，計算其牛數比本罪較重者，依照盜牛之例，流放至三千里為止，再犯者，則就近予打發充軍；宰殺自己之牛者，則處予枷號一月，杖打八十板。盜牛馬畜產律－凡盜民間之牛馬驢嬴豬羊者，以竊盜論處，若盜官畜者，以竊盜官物論處，如竊盜牛馬宰殺者，處有期徒刑三年，計其贓物，比本罪較重者，對各各盜罪另加一等。在於行圍巡幸地方，竊盜一隻牛者，則枷號一月，杖打八十板；竊盜二隻牛，則枷號三十五日，杖打九十板；竊盜三隻牛，則杖打一百板；四隻則處有期徒刑一年；五隻則處有期徒刑二年；五隻以上則處有期徒刑三年，並均予枷號四十日；十隻以上則流放三千里，二十隻以上則處於絞刑。雖竊盜二十隻以下，但如果贓物達一百二十兩者，仍處予絞刑，而盜殺者，枷號一月，就近予以打發充軍；窩家分贓者，視為同罪；未分贓者，處予杖打一百板。」舊時臺灣有關牛取締之公文，列舉一例如下：「夫牛為代替人耕作，故備為農功之用也。若准其被人濫殺，以取其血肉之利，而其骨角皮筋亦為商人廣為取利於四方各地，則以作此維生者，勢將不勝激增，則將如何使牛耕耘田園，又何以賴其勁拖動耒袥。夫民以食為本，農以牛為力，故表明其旨，以律另予以禁止私宰，並勿殺為戒；皆以農用為重，憐憫其服勞，以資民食之所以焉。至以報應厭忌之說，只是猶其末者而已，宜以出示公告週知。概因牛為代替吾農服勞，亦為吾民資助食之問提，故不可擅自宰殺。為使莊頭鄉地等，相互覺察，如有擅自宰殺耕牛者，即予公共驗明，舉首赴官並審查其事實後，依照律令加以問罪。隱密者，則一併究辦，如有老病不堪使用或死亡之牛，需向鄉地等說明，檢驗其結果視否屬實後，呈報官府核准宰殺賣食之。若有合同捏假情事，一經發決，當予一併追究，並依照律令辦理。凡宰殺耕牛，共同私自開設圈店及知情販賣牛隻售予宰殺之人者，均加以問罪，處以枷號一月，發露再犯者，免其枷號，予以發配附近衛充軍；若盜牛宰殺及貨賣者，不分其為初犯或再犯，均處以枷號一個月云云。」制裁雖嚴，但違禁犯法者仍多，乃至因偷牛之弊害而滋生事端者亦常有發生。如咸豐四年，淡水廳內發生匪徒偷牛，延至中壢地方閩南、客家二族，發生分類械鬥事件。同治五年，鳳山縣民不堪受類此弊端之煩，致官員、仕紳及商民十餘人等，修書提陳協鎮府請願：「宰牛之禁風，廢止已久，夫以從事耕作為治，靠牛力居半，因而在於朝廷除非郊祀之大典，絕不輕以使用，況且自克服以來，椎埋犒饗之餘，所存牛隻無幾，加上盜賊之鼠竊，豪惡之窩藏，半夜來者，以薄利多銷，從事操刀屠宰，公然挑販，因而屠家致富；再以盜賊得計後，消滅行蹤。吁嗟萬物，惟以牛最有靈性，亦且牛係最為辛苦幫助人民耕作栽中穀類植物，對世有功，因此，目擊其肉血灑芝慘狀，引以傷心，對殺戮予以唉鳴，刀擊墜流之狀，觀其觳觫應予深憫。陞等認為耕牛無罪而不忍置於死地，爰請惠予刻於石上，勒令禁止，以垂久遠，而期杜絕盜窩，特此懇願。」當時之鎮協凌者，發出「禁止私宰耕牛」之諭示為：「需知民間耕作，全靠牛力，偷盜私宰例禁綦嚴，自禁之後，務各激發良知，共相誥誡，若有不法奸徒，故違禁令，即嚴拏重究，如有病斃牛隻，，亦需赴轅稟報驗明，不得私自開剝」等之主旨，刻在石上，立於參府衙門之東壁。為厲行其他宰牛之禁，雖有部份村莊特立公約，為之進行取締，但為顧及尚有愚民不知殺牛係犯大罪，而致違犯禁令起見，亦有特以簡明文章或編為頌詩，或印刷成冊廣為宣傳，或將宣傳單貼於壁上，諄諄惻隱慇切告示者，如張爾岐之「廣戒殺牛論」。昔有人作一「牛圖」，用明白易懂之詩句文字，描成牛之全形，使人取笑之間，不知不識中而能背頌該詩句。其作者曾對此圖加以題詩曰：「偶閱此圖淚欲流，千辛萬苦是耕牛；犁田吃草何時息，無此稻禾那有收。如何年老誰憐憫，賣與屠門任割抽；此時哀死無人惜，總是前愆莫怨尤。然人莫不明此義，問世誰能戒食牛。」「牛圖」詩句之內容如下：『凡人聽我說根由。世間最苦是耕牛。春夏秋冬宜用力。四時苦辛未曾休。犁耙肩上千斤重。麻鞭百萬肩上抽。惡言惡口諸般罵。喝聲快走敢停留。田土堅硬耕不動。肚中無草淚雙流。指望早晨來放我。誰知耕到午時頭。飢餓吃口田中稻。全家大小罵瘟牛。一年都是吃的草。中得田禾爾自收。秈米白米做飯吃。糯米做酒請親友。麥粟綿花諸般有。芝麻豆穀滿園收。娶媳嫁女做喜事。無錢又想賣耕牛。見我老來無氣力。賣與屠行做菜牛。捆縛就把咽喉割。剝皮割肉有何仇。眼淚汪汪說不出。破肚抽腸鮮血流。剝我皮來鞭鼓打。驚天動地鬼神愁。賣我之人窮得快。吃我之人細大雔。仔細思量作設者。冤冤相報幾時休。』
參考文獻：
1.臺灣省通志，卷四，經濟志農業篇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，1972。
2.番社采風圖考。滿州六十七居魯著。
3.「關於牛之取締舊慣」。臺灣慣習記事(中譯本)，第一卷(下)，第九號，1984。
4.「臺灣文化志」。臺灣文獻，Vol.28, No.2,
李光復
一、 牛與原住民的生活
牛的使用不僅僅是平地漢人的專利，無論是住在平地或山地的番人，其日常生活大事也都與牛習習相關。在清朝滿州六十七居魯所著的「番社采風圖考」當中即對此一情形有所記載，其「服牛」一段載道：「臺郡內山深篠密箐中產野牛。番會社眾，以長竿繫繩為圈，合圍束其頸。牛曳繩怒奔，則縱其所往，伺其力盡，繩勢稍緩，徐徐收繫於木；餓之，漸進草食。俟馴習，然後服而用之。」(2)關於誘補野牛的方式，在臺灣府志(1)中所載，漢人是用圍籬柵攔，來驅趕野牛入攔圈飼。在康熙時代黃叔璥的「臺海使槎錄」載道：「臺灣野牛，千百成群。欲取之，先置木城四面，一面為門，驅之急，則皆入，入即扁閉而饑餓之，然後徐施羈靮，豢以芻豆，與家牛無異矣。」而番人可能因地形環境所使然，山中樹多林密，故以「長竿繫繩為圈，合圍束其頸」的方式來捉牛。同樣是先使牛饑餓，但番人使牛馴習為所用的方式為「繫牧」，並僅供以草食，與漢人不同。事實上，在山林野外，如何誘補桀驁不馴的野牛，卻須有因地制宜的方法。恒春分所放牛的牧區多為山坡地，且樹林遍佈，時至今日，牧牛人在不想勞師動眾、驚動整個牛群的情況下，而欲誘補特定對象的牛隻，如受傷或生病的牛，還沿用此一古老方式。牧牛的技工會在該牛經常出入的林道中，用繩索做好陷井(可活動收緊的繩圈)，掛於牛路兩旁的樹枝上，待目標牛行經該處時，即收緊圈套「束其頸項」，長繩藉樹幹轉折緩衝，然後慢慢「收繫於木」。唯恐牛隻遭勒斃及牛角傷人，通常另以繩索自牛角繞牛嘴形成一套籠，該繩再繫於樹，必要時，再加一條繫腳繩，以便於醫治該牛。至於依照文中所述「以長竿繫繩為圈，合圍束其頸」的捉牛方法，牧場現今仍有使用。在小牛生下之後的一、兩天內，工作人員會帶著耳號剪、吊磅等工具前往牛攔，管理牛群的技工先找出小牛所在處，然後攜帶長竹竿、長繩索(棉繩或瓊麻繩)與一名同仁先進入牛攔內，「以長竿繫繩為圈」-圈在竿頭、繩端在手握竿處，靜靜地接近小牛(以免打草驚牛)，乘其不備，迅速地套牛束頸，一人拉引小牛，一人則手持長竿捍護人員安全，此時尚不能稱手到擒來。因小牛勢必反抗驚叫，引起母牛的保護行為。有的母牛可能棄子而去，於牛攔的另一端觀望(因人比牛還惡)；母性好的母牛，如果性情又溫馴，就亦步亦趨地跟著小牛走；母性強烈者就很可能要找人了。待人、牛均安全出牛攔，替小牛剪好耳號、磅好體重等處理後，小牛放回牛攔，方才大功告成！牧場技工所用的套繩方法與早期番人所用者是否相同，不得而知，相信亦無從考起。
在「遊車」這一段記載：「番無年歲，無辨四時，以刺桐花開為一度。每當花紅草綠之時，整潔牛車；番女梳洗，盛妝飾，登車往鄰社遊觀，麻達執鞭為之驅。途中親戚相遇，擲果為戲。若行人有目送之而稱其豔冶者，則男女均悅以為快。」可見牛車已是當時番人出門代步的主要交通工具了，與漢人無異。至於漢人之乘車出遊的情景又是如何呢？「裨海紀遊」如此描述：「文武各官乘官輿，自正印以外，出入皆騎黃犢，市中挽用百物及民間男婦遠適者皆用犢車。」(1)看來漢人之乘牛車出遊倒不如番人之來的有趣。
二、 牛與番人之教化工作
荷蘭人佔領臺灣，其主要目的雖是想將臺灣當作東洋貿易的根據地，但開拓臺灣內部的「番地」，積極從事生產事業卻也不曾忽略。荷蘭人在施行番人教化設施之同時大力計畫給安排工作之方法，其首先著手的即是畜牧方面。當時臺灣「土番」原來所飼養的牛馬半頭也沒有，為作普遍耕作的打算，東印度公司以無息的貸款方式，貸給牧師克拉維爾四千里爾(Real)，克拉維爾以此貸款購得牛隻一百二十一頭，交給他的教區-蕭隴村的村民豢養(1)。臺灣府志（據臺灣省通志：為余文儀所纂之續修臺灣府志）曾引用陳少崖外記（據臺灣省通志：陳小佳外紀）稱：「荷蘭時，南北二路設牛頭司，放牧生息，千百成群。犢大設攔擒繫之。牡則俟其饑餒，乃漸飼以水草，稍馴狎，閹其外腎令壯，以耕以輓，牸者縱之孳生。」即是記述當時牧養的情形(1)。
三、 關於牛之取締舊慣（3）
在臺灣，農耕上的主要畜力為牛，牛對農民、乃至國家糧食生產有著極大的貢獻，故自古以來關於牛之取締乃採最嚴格之厲行。依據大清律令所載：「宰殺牛馬律－宰殺耕牛及販賣與宰殺之人者，初犯則均枷號二月，杖打一百板，計算其牛數比本罪較重者，依照盜牛之例，流放至三千里為止，再犯者，則就近予打發充軍；宰殺自己之牛者，則處予枷號一月，杖打八十板。盜牛馬畜產律－凡盜民間之牛馬驢嬴豬羊者，以竊盜論處，若盜官畜者，以竊盜官物論處，如竊盜牛馬宰殺者，處有期徒刑三年，計其贓物，比本罪較重者，對各各盜罪另加一等。在於行圍巡幸地方，竊盜一隻牛者，則枷號一月，杖打八十板；竊盜二隻牛，則枷號三十五日，杖打九十板；竊盜三隻牛，則杖打一百板；四隻則處有期徒刑一年；五隻則處有期徒刑二年；五隻以上則處有期徒刑三年，並均予枷號四十日；十隻以上則流放三千里，二十隻以上則處於絞刑。雖竊盜二十隻以下，但如果贓物達一百二十兩者，仍處予絞刑，而盜殺者，枷號一月，就近予以打發充軍；窩家分贓者，視為同罪；未分贓者，處予杖打一百板。」舊時臺灣有關牛取締之公文，列舉一例如下：「夫牛為代替人耕作，故備為農功之用也。若准其被人濫殺，以取其血肉之利，而其骨角皮筋亦為商人廣為取利於四方各地，則以作此維生者，勢將不勝激增，則將如何使牛耕耘田園，又何以賴其勁拖動耒袥。夫民以食為本，農以牛為力，故表明其旨，以律另予以禁止私宰，並勿殺為戒；皆以農用為重，憐憫其服勞，以資民食之所以焉。至以報應厭忌之說，只是猶其末者而已，宜以出示公告週知。概因牛為代替吾農服勞，亦為吾民資助食之問提，故不可擅自宰殺。為使莊頭鄉地等，相互覺察，如有擅自宰殺耕牛者，即予公共驗明，舉首赴官並審查其事實後，依照律令加以問罪。隱密者，則一併究辦，如有老病不堪使用或死亡之牛，需向鄉地等說明，檢驗其結果視否屬實後，呈報官府核准宰殺賣食之。若有合同捏假情事，一經發決，當予一併追究，並依照律令辦理。凡宰殺耕牛，共同私自開設圈店及知情販賣牛隻售予宰殺之人者，均加以問罪，處以枷號一月，發露再犯者，免其枷號，予以發配附近衛充軍；若盜牛宰殺及貨賣者，不分其為初犯或再犯，均處以枷號一個月云云。」制裁雖嚴，但違禁犯法者仍多，乃至因偷牛之弊害而滋生事端者亦常有發生。如咸豐四年，淡水廳內發生匪徒偷牛，延至中壢地方閩南、客家二族，發生分類械鬥事件。同治五年，鳳山縣民不堪受類此弊端之煩，致官員、仕紳及商民十餘人等，修書提陳協鎮府請願：「宰牛之禁風，廢止已久，夫以從事耕作為治，靠牛力居半，因而在於朝廷除非郊祀之大典，絕不輕以使用，況且自克服以來，椎埋犒饗之餘，所存牛隻無幾，加上盜賊之鼠竊，豪惡之窩藏，半夜來者，以薄利多銷，從事操刀屠宰，公然挑販，因而屠家致富；再以盜賊得計後，消滅行蹤。吁嗟萬物，惟以牛最有靈性，亦且牛係最為辛苦幫助人民耕作栽中穀類植物，對世有功，因此，目擊其肉血灑芝慘狀，引以傷心，對殺戮予以唉鳴，刀擊墜流之狀，觀其觳觫應予深憫。陞等認為耕牛無罪而不忍置於死地，爰請惠予刻於石上，勒令禁止，以垂久遠，而期杜絕盜窩，特此懇願。」當時之鎮協凌者，發出「禁止私宰耕牛」之諭示為：「需知民間耕作，全靠牛力，偷盜私宰例禁綦嚴，自禁之後，務各激發良知，共相誥誡，若有不法奸徒，故違禁令，即嚴拏重究，如有病斃牛隻，，亦需赴轅稟報驗明，不得私自開剝」等之主旨，刻在石上，立於參府衙門之東壁。為厲行其他宰牛之禁，雖有部份村莊特立公約，為之進行取締，但為顧及尚有愚民不知殺牛係犯大罪，而致違犯禁令起見，亦有特以簡明文章或編為頌詩，或印刷成冊廣為宣傳，或將宣傳單貼於壁上，諄諄惻隱慇切告示者，如張爾岐之「廣戒殺牛論」。昔有人作一「牛圖」，用明白易懂之詩句文字，描成牛之全形，使人取笑之間，不知不識中而能背頌該詩句。其作者曾對此圖加以題詩曰：「偶閱此圖淚欲流，千辛萬苦是耕牛；犁田吃草何時息，無此稻禾那有收。如何年老誰憐憫，賣與屠門任割抽；此時哀死無人惜，總是前愆莫怨尤。然人莫不明此義，問世誰能戒食牛。」「牛圖」詩句之內容如下：『凡人聽我說根由。世間最苦是耕牛。春夏秋冬宜用力。四時苦辛未曾休。犁耙肩上千斤重。麻鞭百萬肩上抽。惡言惡口諸般罵。喝聲快走敢停留。田土堅硬耕不動。肚中無草淚雙流。指望早晨來放我。誰知耕到午時頭。飢餓吃口田中稻。全家大小罵瘟牛。一年都是吃的草。中得田禾爾自收。秈米白米做飯吃。糯米做酒請親友。麥粟綿花諸般有。芝麻豆穀滿園收。娶媳嫁女做喜事。無錢又想賣耕牛。見我老來無氣力。賣與屠行做菜牛。捆縛就把咽喉割。剝皮割肉有何仇。眼淚汪汪說不出。破肚抽腸鮮血流。剝我皮來鞭鼓打。驚天動地鬼神愁。賣我之人窮得快。吃我之人細大雔。仔細思量作設者。冤冤相報幾時休。』
參考文獻：
1.臺灣省通志，卷四，經濟志農業篇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，1972。
2.番社采風圖考。滿州六十七居魯著。
3.「關於牛之取締舊慣」。臺灣慣習記事(中譯本)，第一卷(下)，第九號，1984。
4.「臺灣文化志」。臺灣文獻，Vol.28, No.2,